城市化的进程，正让全球生物多样性承受持续的压力，研究指出，当前已有32万km²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面临城市化的威胁，其中将有超过5万km²在2030年之前受城市化影响而消失。在高楼林立的钢铁森林之中，大学校园往往保留着大面积的绿地和多样的小微生态系统，成为了不可多得的生物多样性“避难所”。更难得的是，大学是为数不多能让活跃科学家、运营人员与学生共同参与协作、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的场所。校园绿地蕴藏着转化为OECMs自然共生地的潜力，有机会与更广泛的保护工作形成合力。本文将介绍各国高校如何设计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并落实为具体的保护实践。

校园生物多样性网络（campus biodiversity network）同样启动于COP15期间，这个项目不追求做出宏大的承诺，更加专注于促进校园绿地的观察与保护，鼓励高校学生和教职工通过记录和保护校园野生动植物。如今，已有92所高校参与其中，超过2万名观察者在iNaturalist平台上提交了近三十万条观察记录。

在加入全球倡议或制定自主目标后，许多高校通过编制《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Biodiversity Action Plan, BAP）将承诺转化为可操作的路线图。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等高校都发布了五年或十年的长期计划，这些计划通常基于栖息地和物种现状，提出长期愿景并设定基本原则，涵盖校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避免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到设置鸟类和蝙蝠的巢箱，种植更多的树木，再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活动，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课程体系。

以剑桥大学为例，其2020年发布的十年《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覆盖了从历史悠久的植物园到教学楼屋顶、再到郊区农场的1211公顷土地，还设定了实现35%的剑桥生物多样性指标（CBM）增长的总体目标，这个剑桥大学自己开发的量化系统会给校园里的每一寸土地打分——如果一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情况有所改善，它的CBM得分就会增加。为了达到这个看似宏大的目标，BAP中还提出了多项举措，包括对所有生境采取周期性监测，将多功能绿色基础设施（如绿色屋顶）应用于现有建筑物，改善农田栖息环境（如种植长条状的边界树篱），在田间排水沟中蓄水以创建永久性水生栖息地等。

这些计划的意义在于，它们将零散的小规模行动整合为系统性的长期战略，使高校的生物多样性工作更具前瞻性和可量化性。

为了更好地制定目标和采取措施，高校有必要在前期充分了解校园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因此，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是后续行动的起点，许多学校会根据调查所得的数据制定未来一段时间的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

牛津大学在2022年发布的《学院生物多样性审计》中展示了学校在2021年夏季和2022年夏季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所获得的结果，其中包括数百种昆虫和树木，以及多种受保护鸟类，并识别出具有授粉、养分循环等生态功能的关键物种。剑桥大学2018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概要报告》中收集了校园中重要栖息地的重要物种，如黄鹀、水游蛇和大冠蝾螈等英国优先保护物种，这一结果为2020年发布的BAP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准确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开展周期性的监测有助于学校评估生物多样性改善措施的效果，还可以结合社区参与的公民科学实现持续监测。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每年会举行“生物多样性挑战赛”，鼓励学校中的任何人——学生、教职工乃至访客都可以用手机APP记录他们在校园中所观察到的一切。

更进一步，前沿的生物技术也可以运用于校园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Hönggerberg校区设有生物多样性区域，在专业知识的支持下，学生和志愿者对树木表面和土壤进行环境DNA（eDNA）采样，用科学手段高效地监测肉眼难以观察到的树栖动物。

在掌握本地生物多样性数据后，高校通常会着手改善或重建校园栖息地。最直观的改变往往出现在日常的绿地养护之中：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降低草坪修剪频率，增加本土植物比例，逐步将传统园艺景观转化为更具生态功能的植被系统。这类调整虽看似微小，却能有效支持本地昆虫和鸟类的生存需求。

牛津大学Old Road校区选用了10种英国本土一年生野花品种的混合种子，用野花草甸代替过去需要频繁修剪的人工养护草坪，既能保持视觉美感，又可增加植物多样性，全年为小动物们提供栖息地与食物资源；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不施加化肥并且限制割草，促进野花自然生长。在更大尺度上，耶鲁大学将栖息地恢复纳入西校区的整体景观更新。设计和施工团队建设了一英亩的本土野花草甸，在建筑顶部和地面绿化带配置传粉友好植物，不仅增强了校园的雨水滞留能力，也为城市中的传粉网络提供了驿站。

更具雄心的计划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该校承诺将于2030年前在校园里种植10万棵新树，作为新加坡“百万棵树”运动的一部分，每棵新栽种的树木都将被标记，并以其唯一的标识和坐标录入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该数据库将收集树木的健康状况和检查信息，有助于在树木的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有效地跟踪和研究。截至2024年，已有5万棵树落地生根，校园树冠覆盖率从2019年的35.7%增加到2024年的59.4%。从校方提供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校园正逐步从单调变得生机盎然。

除了大规模的生境改造，对于特定种群的精准救助也在开展。提到蜜蜂，人们常想到群居的蜜蜂和蜂巢，但城市环境中其实同样生活着大量温顺的独居蜂，其中有些种类喜欢在现有的孔洞中筑巢，它们会光顾人类设置的昆虫旅馆。牛津大学自2018年启动“牛津蜜蜂计划”，在校园各处设置“蜜蜂旅馆”，为独居蜂提供筑巢空间，并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制作简易蜂巢装置。

一些高校也将保护行动聚焦于受威胁的鸟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的穴小鸮保护项目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穴小鸮是世界上唯一在地下洞穴筑巢的猫头鹰，因栖息地丧失，其种群数量已不足150年前的1%。2021年5月，ASU联合当地猛禽救助组织，为4只由于城市建设而“无家可归”的穴小鸮找到了新家。学生们全程参与了栖息地选址的评估、建造以及照料猫头鹰，帮助它们适应新环境，在实践中探索城市开发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可能。

校园建筑不仅是教学与研究的场所，其设计与材料选择也直接影响周边生物的生命安危。近年来，“减少鸟类撞击玻璃幕墙”已成为全球高校提升生物多样性友好度的重要方向。对于鸟类而言，透明或反光的玻璃往往像空气一样“隐形”，或者映射出天空与树木的倒影，诱使它们撞上这些致命的障碍。

耶鲁大学的“鸟类友好型建筑倡议”项目成立于2021年，起初，师生们记录到大量因撞击校园玻璃而伤亡的鸟类，基于这些结果，耶鲁于2023年更新建筑设计标准，要求所有新建项目和重大改造采用“鸟类安全策略”。此外，团队还建立了公开数据库，试图推动城市、州乃至国家层面采纳鸟类友好的建筑政策。康奈尔大学的“鸟类友好康奈尔”计划始于2022年，由学生主导校园鸟类撞击事件的监测，识别撞击高发区。团队通过多方合作和社区宣传，推动校方在2025年建成的Atkinson可持续发展中心新楼采用带有酸蚀纹路的特殊防鸟玻璃。

除防鸟撞外，绿色屋顶和雨水花园也是常见于校园的生态改造。多伦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校均在新建或翻新建筑中引入绿色屋顶系统。在屋顶上增加绿色植被不仅可以降低制冷和供暖能耗，缓解“热岛效应”，还能使下面的屋顶材料免受光照和雨水侵蚀，提升建筑使用年限，甚至为传粉昆虫提供宝贵的栖息地。

在地面上，雨水花园则体现了高校在可持续水管理方面的实践。针对校园道路在强降雨时易积水的问题，这些下沉式花园能够积蓄雨水，滋养种植在花园中的本地花卉和深根灌木，剩余的水分则缓慢释放到排水沟中。哈佛大学、西雅图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均已建设此类设施。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最早的两座雨水花园由学生团队主导设计落地。

高校的生物多样性行动往往延伸至更广泛的社区参与，尤其当项目涉及土地历史与文化意义时。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在修复一处前军事基地遗址时，不仅移除了沥青路面、清除入侵植物并重新种植本地物种，还邀请Chumash原住民部落共同参与规划，通过解说标牌呈现该地的生态、地质与文化遗产。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实践更进一步地体现了与原住民部落的生态-文化协同保护模式。UBC温哥华校区位于Musqueam原住民的传统领地上，始建于2007年的xʷc̓ic̓əsəm花园就是校园与Musqueam部落共建的产物，花园由原住民长老和知识守护者主导，运用传统的原住民礼仪和集体学习来种植、采集和制作“药物”。这既支持城市生态走廊建设，也被视为一个活态的城市原住民文化场所，体现了对传统知识与土地关系的持续承认。

为了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国内高校也在积极做出行动。2025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华北电力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高校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筹资项目资助计划”，通过捐赠引导资金的形式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校开展校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并探索引导各相关方参与及校友捐赠的新模式。

目前，已入选项目的多数高校已完成校园物种普查，由学生社团承担常态化观测，并尝试开展进一步的校园改造。中山大学翼境社团已经记录中山大学三校区五校园鸟种316种，并致力于进行多元的校园导赏活动，积极参与全国高校防鸟撞网络；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社不仅打造了“北师大校园生态监测项目”，对校园植物物候、鸟类进行长期监测，还通过举办生物文化节、组建动植物标本馆志愿讲解队等活动搭建了科普传播平台；四川大学作为成都市内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及候鸟迁徙的关键中转站，已经记录到鸟类17目61科285种，其中包括中国鸟类新纪录栗尾姬鹟。

在此基础上，一些高校开始探索针对性的具体保护干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昆山杜克大学对于防鸟撞和校园流浪猫的管理。为减少鸟撞，校园建筑采用水平条纹彩色玻璃幕墙，并依托学生社团与“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开展公民科学研究。同时，为了应对流浪猫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学生和教职员工成立了动物保护学院（APA），建立流浪猫数据库，并致力于对流浪猫进行捕捉-绝育-放归（TNR）管理。

复旦大学的“复旦大学江湾生态保护小区”入选了“OECMs中国潜力案例”（第二期），这份成绩背后是复旦大学师生们多年以来的努力。复旦大学的拓客协会、本草心社等学生社团长期开展鸟类观察、植物多样性研究等活动，推动校园生态保护；复旦自然生态科考协会自2020年起在邯郸、江湾两校区布设15台红外相机，累计采集七万余份影像数据，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的现身成为亮点——6次珍贵记录捕捉到两只个体的活动身影，为城市中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

武汉大学则对校园内植物的情况了解透彻，“武汉大学珞珈山保护小区”同样入选了“OECMs中国潜力案例”（第二期）。早在2012年，汪小凡教授团队就出版了《珞珈山植物原色图谱》，收录151科735种校园内植物。2018年，杜巍团队完成241种5万余株乔木灌丛普查，记录GPS及生长信息；2019-2020年完成蕨类资源调查，2023年采集苔藓标本120份鉴定32种；此外，团队还经过三年的大型真菌多样性调查，完成《珞珈山大型真菌图册》的编辑工作，构建了对武大校园植物的多维度认知。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是北京大学的“燕园自然保护小区”。作为国内首个校园自然保护小区，早在2021年就入选了“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监测，在整个北大校园内，已经记录了超过250种鸟类、600种高等植物和其他各类群，其中包括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长期的监测和保护实践中，科研机构、学生社团与学校的园林、规划、保卫、后勤等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形成了有效的管理体系，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融入日常的校园治理。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不再只把校园当成上课和做研究的地方，而是主动把它变成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试验田”。我们相信有了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在不远的未来，国内高校也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做的更加系统和深入，而大学校园也会更好地成为城市中人与野生动植物共享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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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排版/王雨奇

编辑/赵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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