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篇文字时，窗外电闪雷鸣，突降暴雨。云南的雨来得越来越没有规律了，春冬季下冰雹、雨季干旱——这在过去八年里，已经成为我判断气候变化的“身体记忆”之一。

2016年夏天的一通电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至今未散。一家外贸公司的朋友在电话那头说：“日本客户要的这批农产品，我们在省内找了十几家种植基地，没有一家能通过农残检测。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接着说到，“土地已经污染了，化肥农药用了几十年，一时半会是养不回来了，让我们在不怎么用化肥的山区试试。”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意识到：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在为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付出代价。而我，一个农资专业出身、曾在化肥企业工作的人，恰恰曾是这场“代价”的一部分。

我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农业县。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我对土地的感情是复杂的——既熟悉它的气息，也目睹过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云南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主修土壤肥料学。彼时的想法很简单：学了农，回来把地种好。

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化肥企业工作。那是2014年，正是中国化肥行业“黄金时代”的尾声。当时的农资市场上，“高投高产”是主流逻辑，叶面肥、控释肥、水溶肥等新产品层出不穷，谁家的肥料能让作物“长的快、长得猛”，谁就能占领市场。我每天和经销商、种植大户打交道，教他们怎么配比、怎么施用，偶尔也暗自得意——自己的工作能让作物增产增收，也算是“为农业做贡献”吧。

转折来得毫无征兆。2016年夏天，我接到省内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他们接了一笔出口日本的农产品订单，对方的要求细致到近乎苛刻：不仅几百项农残指标要“未检出”，出口过程送检5次。他们在省内找了很久，始终找不到能达标的生产基地。那些种植大户不是技术不行，而是土地经过多年化肥农药的高强度投入，土壤农药残留问题积重难返。

“其实，我们之前也接过日本的订单，”朋友在电话里说，“但每次都要到处找地，像打游击一样，现在这样的土地越来越不好找了。”

那通电话之后，我开始主动了解日本和欧盟的食品安全标准，越了解越心惊：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高投入高产出”模式，在某些市场早已被视为“不可持续”；原来，土壤的健康、生态的平衡，比一时的产量更重要，也有人愿意为有溢价的健康产品去买单。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比中国人吃得健康、吃得好？为什么好的产品要往外送？我在反复地询问自己。

“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种地’。”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2017年初，我辞去了企业的工作，加入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初期，我对社会组织基本没有概念和了解，仅仅靠着执行主任的一句“做几年公益挺好”便留了下来。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曾经那个教人“多用肥、用好肥”的人，逐渐成为了教人“少用肥、用好肥，甚至不用肥”的人。虽然方向变了，但目标没有变——都是为了让土地产出更好的食物。只是这一次，我选择站在土地这一边。

刚进入思力中心的那段时间，我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学，从头开始尝试了解生态替代技术。但在化肥企业积累的经验并非毫无用处——我比很多环保同行更了解农民的施肥习惯、更清楚化石农业的“功与过”，这让我在推广替代技术时能更精准地“对症下药”。但我也需要学习很多新东西：农药的环境归趋、生物防治的原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构建、有机农业的认证体系。

最初的几年，我的工作重心在社区。我们在云南的几个村寨尝试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生态农业发展”——简单说，就是帮农民找到愿意为“生态种植”买单的渠道，再用市场力量反过来推动生产端的转型。我们积极挖掘当地的传统种质资源，寻找那些被杂交种“挤到墙角”的老品种，通过技术手段，试着让它们重新回到田间。同时，我们也开了生态农产品体验店，帮助老乡开通微店，利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售卖。

这个过程一开始并不顺利。习惯了“大水大肥”的农民，对“生态种植”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产量掉了怎么办？病虫害怎么防？我们可以卖到哪里去？”我们只能一家一户地做工作，用生态种植示范田的产量数据说话，用线上订购数量，用市场溢价说服他们。慢慢地，一些农户开始动心了，由村中妇女牵头在当地成立了种植合作社。

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另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即便农民愿意转型，气候变化也在不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要么旱，要么涝，要么倒春寒——传统的种植经验正在失效，农民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下种。

这让我们开始思考：生态农业不仅要解决“农药化肥依赖”的问题，还必须考虑“气候风险”这一变量。2021年前后，我们将研究重点从“生态种植”转向了“气候友好型农业”，特别是稻田的甲烷减排。

很多人问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为什么盯着稻田？”

数据会说话：甲烷（CH₄）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增温潜势是二氧化碳（CO₂）的28倍（百年尺度），而水稻田是甲烷最重要的排放源之一。中国有60%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稻田甲烷排放占全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比重相当之大。换句话说，如果能在稻田甲烷减排上取得突破，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将是巨大的。

但这件事的难点在于：稻田甲烷的产生，与淹水厌氧环境直接相关。传统的水稻种植方式——长期淹水、大量施用氮肥、不合理的秸秆还田方式——恰好是甲烷菌的“温床”。如果我们能改变稻田的水分管理方式（比如采用起垄沟灌、间歇灌溉、中期晒田），改变施肥方式（比如用有机肥、生物炭基肥、缓控释肥替代部分化肥），或者改变种植制度（冬季免耕覆盖种植）就能显著减少甲烷的产生。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种植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更何况，水稻的产量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任何“减排”措施都不能以牺牲产量为代价。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找到那些“既能减排、又不减产、甚至增收”的技术组合，用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起的方式推广出去。

几年的实践下来，有三个发现对我触动最深：

第一，传统品种比我们想象的更“能打”。在推广节水抗旱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传统水稻品种（老百姓常说的“老品种”）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它们虽然植株高、易倒伏、产量不如杂交稻，但对干旱、贫瘠的耐受性很强，在极端天气下的“稳产”表现甚至优于某些高产品种。

这让我意识到：种质资源不仅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储备”。如果我们能把传统品种的保育与生态种植结合起来，不仅能保护生物多样性，还能为农民提供一种“低投入、稳产出”的选择。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了一种创新模式：利用气候友好型种植方式（节水、减氮、有机替代等）种植传统品种，将传统种质资源的保育与地方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这种模式既能减缓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又能通过“生态溢价”帮助农民增收——因为用这种方式种出来的稻米，可以打“低碳”“生态”“老品种”等概念牌，在市场上卖出更好的价格。

2024年，我们的示范样地接受了院士团队的考察，获得了积极评价。2025年我们继续对技术进行总结优化，2026年，这一模式已在多个社区启动试点。

后来我每到一个新地方，不急着讲技术，而是先花时间跟农民聊天，听他们讲这些年种地的“难处”和“土办法”。慢慢地，我发现农民才是真正的“在地专家”：他们知道哪块地容易旱、哪块地容易涝，知道什么时候灌水最省工，知道怎么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效果。

于是，我们把工作方式从“给方案”调整为“一起商量”。技术方案不再是写死的，而是留出调整空间，让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创作”。这种参与式的工作方式，反而让技术落地得更快、更稳。

第三，政策支持是“放大器”。2022年，我协助中心领导完成了《关于统筹粮食安全与稻田甲烷减排的政策建议》，从技术可行性、经济成本、推广路径等角度，分析了云南省推进稻田甲烷减排的潜力和对策。这份建议最终获得了相关领导的批示，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从“民间探索”上升到了“政策议程”。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环保公益组织不能只埋头做事，也要学会“向上传递声音”。一个技术再先进，如果无法进入政策视野、获得制度性支持，就很难实现规模化推广。相反，如果能在政策层面打开口子，公益组织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成为燎原之势。

过去几年，气候变化领域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减缓”上——也就是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随着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我越来越意识到，“适应”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紧迫。

为什么？因为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会“停留”很长时间，即便我们现在立刻实现零排放，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也会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持续影响我们。对于农业来说尤其如此——气候变化已经在影响每一个农民的生产决策。

 基于这一认识，2023年以来，我们逐渐将工作重心从“减缓”转向“适应”，或者说，将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提出的“气候友好型农业”框架，实际上是一个以适应为基础的农业减缓方向：

减缓维度：通过水分管理优化、肥料替代等技术，减少稻田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适应维度：通过品种选择（耐旱耐涝品种）、播期调整、保护性耕作等技术，增强农业系统对气候冲击的韧性。

在云南，干旱是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气候风险之一。传统的水稻种植需要大量的灌溉水，一旦遇到干旱年份，很多稻田就只能撂荒或者改种。

2023年，我们开始推广“水稻旱栽”技术。所谓旱栽，就是把水稻像玉米一样种在旱地里——不建立水层，靠自然降水或少量补充灌溉维持生长。这项技术并不是“新发明”，边疆少数民族传统种植中就有类似的做法，只是后来被高产的淹水种植方式替代了。

我们做的，是把这项“老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筛选适合旱栽的品种（包括一些传统品种），优化播种密度和施肥方案，配套覆盖保墒等措施，让它更适应今天的气候条件和生产需求。

2023-2024年，我们在多个示范点开展了旱栽对比试验。结果显示：在同等气候条件下，旱栽水稻的产量与传统淹水种植基本持平，而水分投入减少了40-50%。更重要的是，旱栽显著减少了甲烷排放——因为土壤不再处于长期淹水的厌氧状态。

2024年，在昭通的一次社区交流中，当地一位村干部告诉我，他们正计划推广水稻旱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春旱。我当场分享了我们在旱栽技术上的经验，从品种选择到水分管理，事无巨细。那位村干部听完后感慨：“原来旱栽还有这么多门道。”

那一刻我意识到：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增产”或“减排”，更在于给农民提供一种“确定性”——在越来越不确定的气候中，知道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这也就是“藏粮于技”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过去八年是“打基础”，那么未来几年，我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一是“适应”的量化评估。目前我们对“适应”效果的评价还比较粗放，主要依赖农艺性状数据和农民反馈。未来，我希望引入更系统的评估框架，量化衡量不同技术组合对农户气候韧性的贡献。

二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本土化应用。NbS是近年来国际环保领域的热词，强调利用生态系统自身的功能来应对社会挑战（如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在农业领域，保护性耕作、混农林、稻田养鱼等传统智慧，其实都是NbS的体现。我希望系统梳理云南本土的农业NbS实践，并且进行优化，形成可推广的技术指南。

三是“低碳农产品”的市场化路径。环保公益的可持续性，最终要靠市场来支撑。我们已经在尝试与一些企业合作，探索“低碳大米”的品牌化、溢价销售模式。未来，我希望推动建立一套“低碳农产品”的认证和追溯体系，让消费者的选择成为推动农业转型的力量。

环保不是牺牲，是选择和支持

在公益圈待久了，经常听到一种叙事：做环保就意味着“清贫”“奉献”“牺牲”。我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

公益行业的薪酬水平远不如企业，工作条件也往往更艰苦。公益不该用道德绑架来回避合理回报。选择投身环保，是专业能力的主动投入，理应获得体面待遇——这才是行业健康发展的根基。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议题，解决方案却往往来自于在每一个地方的每一次实践中。我种下的每一亩示范田、培训的每一个农民、优化的每一个技术，都只是“跬步”。但当这些“跬步”汇聚起来——当成千上万亩稻田采用了减排技术、当成百上千个农户改变了种植习惯——它们就能产生实际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慢工出细活”，短期内看不到轰轰烈烈的成果，但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跬步”，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写给十年后的自己

如果让我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我会说：“希望你还在田里。”无论技术怎么改变，我希望自己始终是那个“脚上有泥、身上有汗”的人。因为只有站在田里，才能闻到土壤的气息，才能听懂农民的语言，才能知道那些写在纸上的技术方案，到底能不能在现实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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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撰文/赵昊

排版/王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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