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慰的是，转机正在发生，一群守护者正为“獭们”的回归而努力：

在新疆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荒野新疆的“寻獭发声·守护西北极北”项目将物种保护与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相结合，以“水獭IP”打造“獭镇”生态品牌。

在粤港澳大湾区，红树林基金会（MCF）与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自2022年起开展联合调查，并于今年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水獭调查报告》。

在四川成都，在河处的“与獭共栖公民科学计划”以公民科学为核心策略，联动市民、科研机构、媒体与政府等多元力量，开展持续的科学监测与行动实践。

在浙江舟山的金塘岛，杭州原乡野地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通过长期监测，确认了华东地区已知最大、最稳定的欧亚水獭种群，并推动建立了“金塘水獭友好社区保护地”。

山水也在青海玉树持续监测城区的欧亚水獭种群，安装人工巢箱以缓解水獭的生存压力（👈点击）；在四川平武的火溪河流域，携手当地社区进行长期监测与巡护，记录水獭在消失近20年后的回归。

诸如这些散布于全国的保护行动，正编织成一张日益紧密的中国欧亚水獭保护网络。我们既是这张网络中的一线行动者，也希望成为网络的“支持性节点”。

在华泰证券的支持下，华泰公益基金会与山水公益基金会发起“一个长江青年环保行动者‘跬步’支持计划”（简称“跬步计划”），并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提供支持。第四期“跬步计划”支持了从2023-2025年驻扎在舟山金塘岛的何既白，彼时他在原乡生态参与欧亚水獭项目，作为一个内陆人来到海岛，既要从老乡方言的迷宫中排查关于欧亚水獭的线索，又要根据水獭的粪便解密“獭们”从何处来，我们想要在世界水獭日的今天分享这位一线守护者为“獭”奔走的故事。

三年之前的我从未想过，我会在一座海岛，与欧亚水獭结缘。

作为四川人，我对欧亚水獭的认知很长时间以来仅止于唐家河，那也许是当时四川水獭遇见率最高的地方。2021年，我有幸在那里与欧亚水獭有过一次令人羡慕的邂逅，却未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2023年10月，参与中华凤头燕鸥保护项目后，机缘之下，我与杭州原乡生态的陈奕宁老师相识，并得知团队筹备启动基于舟山金塘岛的浙江沿海欧亚水獭社区保护项目，目前正处于招兵买马的阶段。项目提供长期监测单一物种分布与行为的宝贵机会——这是我长久以来的追求。因而我欣然接受邀请，入驻金塘岛，成为项目第一任驻岛负责人。

这并非我第一次驻岛，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的无人小岛像是一只远离大陆的陀螺，遵循着自身的简单规律稳定地运行着，而金塘，这座拥有五万余人的大岛则是一部由众多齿轮组合成的机械：野生生物和家养动物、本地人和外地人、工业和农业、森林和农田、内河和海涂……列举不完的元素彼此影响和制衡，最终达成独特而巧妙的平衡。

金塘岛上运转着完整且历史悠久的人类社会，而语言是这一切的根基。不巧，作为一个生长于西南内陆的四川人，这儿的吴语成为我融入的第一大门槛。

金塘岛民所说的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通俗讲就是宁波话。初登岛时我信誓旦旦立下一个月突破语言关的壮言，但不出两周，便被宁波话与四川话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击败：除了发音的迥异，不少词汇更有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更糟糕的是，许多老一辈岛民完全不使用普通话，与他们沟通时，连猜带比划，互相无法理解的局面常常尴尬上演。

就如初到金塘时，我听说当地人会将水獭称为“水鬼”，于是在与村民沟通时，我满怀自信地使用了这个俗称，但只得到他们的疑惑和不解。在数次失败的交流后我才弄清，当地人更常使用的并非“水鬼”，而是水獭的本名，不过在宁波方言中读作“sī ta”。

掌握一口熟练的方言是驻岛工作的一条捷径。在岛上，会说当地话可以直接打破大多数陌生人间的壁垒。用方言交流还能从村里老人的东拉西扯中挖掘出更多的野生动物信息。做过野外调查的人应该不会对“神奇的村里大爷”感到陌生吧。

方言，成为我驻岛两年多以来一直在克服与适应，但终未能完全攻克的遗憾。

调查水獭和其他兽类对于我这个近年来几乎只观鸟的自然爱好者来说充满挑战。寻找河边可能的水獭交通节点、林下的兽道，快速识别常见兽类足迹，安装红外相机……这一切几乎是从零学起。驻岛的前几个月里，韩雪松老师的《中国水獭——在人类的边缘复苏》以及Hans Kruuk的《Otters: Ecology, behaviour and conservation》两本书成为我的救命稻草和主要知识来源。

除了技能上的蹒跚学步，欧亚水獭在金塘岛的生存境况冲击着我对它们的认知。唐家河的水獭游曳在裂腹鱼扎堆的清冷山溪，羞怯隐匿，行踪不定；而金塘岛的水獭可以休憩于卡车往来的工业区桥洞下，可以标记于硬化河岸边堆积的垃圾旁，可以游走在潮间带新鲜的泥滩上。它们在夜晚“占领”了日间由人类主宰的金塘岛。这样的反差让我不得不颠覆对这一物种的刻板印象，重新适应这样一群与人类聚落高度重合的水獭种群。

两年多的调查工作里，团队和我一直处在发现疑惑-提出解释-质疑自己-重新验证的循环中。欧亚水獭，凭借自身超强的适应力和丰富的可能性一次次打破我们的认知。我们也在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中完成一次次从0到1的突破。以下我选择了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故事作为示例。

入驻金塘岛之前，浙江自然博物院、舟山市林科院和原乡生态已对岛内重点区域做过监测，为我快速了解这里水獭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便利。但除此之外，金塘岛乃至整个华东沿海水獭种群的生态与生物学信息均缺乏历史资料。我无从知晓它们曾经如何生活，无法做纵向比较与分析，甚至无法判断如今的状态是苟延残喘、妥协退让，还是已另寻出路。

为求答案，没有捷径，以传统兽类调查的公里网格法为基础，我开始了对金塘全岛77平方公里的逐步摸排。幸好，欧亚水獭用它们独特的习性降低了工作难度。水獭以粪便作为个体间沟通的媒介，在桥洞、水道交汇处、通道出入口等关键位置常堆积着大量醒目的粪便。因此，在熟识水獭粪便的外形、气息和常见位置后，以寻找粪便为途径，我很快对金塘岛水獭的主要活动区域有了直观认识。驻岛第三个月，我已能确定：岛内几乎每一处淡水环境都可能被水獭利用。

但很快，我便意识到粪便虽然重要，但远非全部。排泄活动只是水獭复杂生活中的一个切片。一个区域发现粪便能够证明水獭存在过，但它们日间藏身何处？是常居岛内还是自外而来？这样的问题很快冲淡了我不断发现水獭粪便新点位的喜悦。

“或许是水库？”这是一开始，我对它们日间藏身地的猜测。

2022年3月，一只水獭误入金塘观前村一户人家，被多家媒体报道，这也是我们团队在此寻找水獭的开端。当时的报道原文如下：“当天下午3时许，这只疑似水獭的动物顺着水库的排水渠下山……”正由此，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相信，岛上窄而短小的河道也许只是水獭沟通往返的通路，而真正的大本营也许是河道上游的山塘、水库。

但是，在三个月的调查中，越是有目的性地探访，我的想法越发动摇：在调查过的28个较大的水库/山塘和众多较小的村塘中，只有3个发现有水獭活动的痕迹，仅1台红外相机拍摄到水獭，与之相对比，同时期在河道沿岸已发现超过百处水獭排便点位，悬殊而直观的对比不太可能为误差所致。

其后，通过村委会，我联系到水獭入户事件的当事人，重访了事发地点。结果，水獭可能在水库活动的猜想更加站不住脚。事发现场的住宅的确紧靠一座水库的泄洪渠，可当事人并没有目睹水獭由库中跑下的全过程，且泄洪道末段光滑、坡度极大，并非水獭活动的典型环境。

当年的事也许是一次偶然，报道中的说辞也可能记者是结合事发地位置，通过简单联想而补全的，但水獭和水库的联系便在不知原委地我心中产生。虽然无法断言那只水獭并非自水库而下，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事发地距海岸只有约250米，并不比水库远太多。

“上山还是下海？” 当我终于把视线从水库挪开，摆在我面前的是更大且更难以摸索的两种环境：山和海。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水獭会进山的猜想。金塘岛多山，最高峰仙人山海拔450余米，山坡林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计划地实施造林，在90年代液化气罐取代薪柴成为村民炊事燃料后，山林便鲜有人进入。有一定年份的人工次生林足够营造出神秘感并引人遐想。

此外，查阅水獭习性的资料可知，它们的繁殖地类型多变，常因地制宜，而近水源的林地便是典型环境之一。繁殖之外，它们的迁移和扩散也可能穿越林地。更有力的依据是，在浙江其他地区的调查中，曾有在山林下偶然拍到水獭的先例。以上让我对布置在山中的数十台红外相机抱有希望。

可随着一轮相机回访结束，结果让我失望：拍摄到的野生动物并不少，但没有一条记录到水獭的身影。至此，金塘岛的水獭是否会利用山林仍是有待证明的未知数。

但大海给了我惊喜。

项目开始之初，我被告知我们的调查范围仅涉及金塘岛内的淡水环境，实地调查中，每条河道入海口的大闸和高耸的海堤也让我想当然地认为岛内的水獭很难与外交流。

直到那块“决定性”的粪便出现。那是岛最南端的一段海堤，四五米高的垂直堤岸让人都望而生畏，更别说对于水獭。可在沿堤公路的一侧，一截小小的开口让我无法忽视，虽然几乎不抱希望，但就一眼，改变了我的认识：一坨并不老旧的水獭粪便躺在由堤下海的狭窄阶梯上。

当这个点位放置的红外相机第一次传回水獭自大海而来的影像时，是驻岛三个月以来我最兴奋的瞬间之一。有了这里的发现，我按图索骥地找到了更多分散在海堤上、海塘边的水獭痕迹。 后来我才知道，当初那坨“决定性”的獭屎来之不易：金塘岛的水獭留在进出海口的标记并不多，仅有的少量粪便也会在海风海浪的影响下以非常快的速度消失。

在随后的工作中，我针对沿海通道及其连通的内河河道优化相机布点、提升密度，终于通过影像揭开水獭一夜间的完整活动轨迹，基本证实金塘岛的水獭能在淡水和海水间频繁自由往来。2013年台湾金门岛的水獭调查显示，通过DNA识别，当地水獭分为留居者与过境者，留居者中又包含四个具不同遗传特征的族群。我想，类似情形也可能发生在金塘岛。

类似的故事贯穿调查监测的每一阶段，如水獭巢位的寻找、个体识别、友好装置的设立、人兽冲突的解决等。正是在这样的摸索中，我从一个对水獭毫无经验与兴趣的新人，变成了立志从水獭角度思考问题、热衷于分享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

两年来，我反复勘察金塘岛几乎所有水岸线，不断研究并改进方法，在团队支持下形成一套高效实用的经验，编撰为《华东沿海欧亚水獭调查手册》。2024年起，我将金塘岛的经验向岛外分享、实践与验证。在SEE基金会江南生态环保项目管理委员会支持下，我作为主要参与者，开启了新一轮主要针对甬舟沿海地区的调查。在188个新样点（不含金塘岛）中，56个发现水獭粪便，涉及舟山市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及宁波市北仑区，初步证明甬舟沿海及岛屿栖息着可观的水獭种群。

调查监测的最终目的是开展保护，而保护的前提是发现问题。可在金塘驻岛的时间越久，团队和我便越是觉得欧亚水獭在这里似乎生存得尚好：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利用着和人类完全重叠的空间，当地人对它们的存在有一定认知且并无恶意，似乎已然形成属于这里的人与野生动物平衡模式。但理性告诉我不可掉以轻心。一个物种的生存状态，很难在没有长期监测、反复对比研究的情况下断言。片段式观察的偏差无处不在，我在金塘调查走访工作中的例子便可类比。

“水獭，像猫一样，晚上在水里游泳的，都在水库里，你在河里是找不到的。”一位大爷笃定地对我说。他能清晰描述水獭外貌，岛上也无近似物种。他的态度以及曾亲眼目睹的经历，似乎让说法可信。然而事实是，就在对话地点仅200米外的河道边，我刚发现了一处水獭的排便热点。是大爷言而不实么？我相信他的主观意愿是友善而真诚的，也许是因为他只在水库中见过水獭，或是他更常在水库边活动，这就是偏差。

“水獭，我知道，这里现在没有了，70年代可能有吧。”一位鱼塘主回答我的搭讪。而对话发生处，就在我们二人之间，有一道被水獭脚印反复叠加而成的“獭路”。塘主大概不敢相信，水獭也许每晚都在他承包的鱼塘中畅游吧。塘主的认知偏差只因活动时间没有交集，且水獭的捕食对塘中数万尾鱼苗的影响短期内难以察觉。

这样的观察偏差，广泛出现在我对岛民的随机访谈中。

随着访谈对象和地点的增多，我发现岛民对“见过哪些野生动物”这类问题的答案与其在岛上的生活区位密切相关：回答见过水獭的岛民几乎都近河或水库而居；山岙中的岛民要么坚定地反驳我说“水獭，没有的”，要么知其物却未见其真身。相反，他们对獐、眼镜蛇（舟山眼镜蛇）、菜花蛇（王锦蛇）非常熟悉。居住在村镇附近的岛民则多告诉我岛上的野生动物只有老鼠，或者描述着白鹭、苍鹭的形象。老一辈岛民生活轨迹固定、生活范围狭窄的特征以这种方式展现在我眼前。

与朋友交流时，我也曾谈及观察带来的偏差。老一辈原住民似乎常有“曾经野生动物很多，如今没了”或截然相反的论调，就连在城市生活、未曾亲历这一变化的我们，下意识里也深以为然。可事实真的只是变少或变多了吗？在启动保护之前，认清真实情况尤为必要，感情用事可能造成资源浪费。观感中的“变少”或“变多”，可能源于种群密度确实改变、环境变化使野生动物更难或更易被目击，亦或是随着人的生活习惯改变，与野生动物的交集也发生了变化。 “多”、“少”或者“常见”、“罕见”不能评判一个物种的真实境况。

岛上一位阿姨用朴素却逻辑清晰的话证实了我上述不成熟的想法：“野生动物啊，以前都见过的。它们在山里，那时候我们得上山砍柴烧，砍柴时总有人能见到。可现在用天然气了，不用上山了，谁还看得见？你看那山里的柴长得那么密，野生动物就在里边，但没人去，谁见得到？”

金塘岛水獭种群健康程度如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深入人类社会对它们是否构成危险？仅驻岛两年，我还无法妄言，只能日复一日监测，预判风险，设想解决的可能性。非法捕捞、水岸垃圾、栖息地丧失、人兽冲突，这些是两年来团队与我真实面对过的问题。其中一些已获得广泛重视，一些已探索出合理的解法，另一些则被认为暂不重要。

例如，为应对威胁水獭生命安全和生存环境的电鱼行为，我们已与当地管理部门达成合作，建立了畅通的通报渠道，及时发现及时执法。针对潜在的水獭“路杀”风险，我们正尝试多种形式的水獭友好通道和道路警示装置。曾经我们认为河道闸口可能对水獭造成严重阻碍，监测中，水獭已用它们自己“无孔不入”的通过能力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它们需要的只是一处斜坡或几层台阶。在这座有五万人生活的海岛上，我们虽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任重道远，真正的保护仍面临充满挑战的未来。

对我个人而言，两年多的驻岛是我第一次接触带有科研性质的一线工作，是一次从0到1的提升，但满分或许是100。非科班出身，缺乏专业基础，我深知自己在工作逻辑、学习能力、数据处理、社区工作等方面仍有不足。感谢“跬步计划”给予我这次提升和开拓视野的机会。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我相信自己会以擅长的方式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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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何既白

供图/何既白、原乡生态

编辑/赵博雅

排版/王雨奇

*本文来自山水公益基金会，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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