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学生时期的公益萌芽

我的环保公益之路与学习经历密不可分。2011年，作为环境科学的本科生，我选择了一位研究滇池环境管理的导师，因此与政策研究结缘。通过研究项目，我观察到我国在“十五”至“十二五”期间投入了以亿计的资金用于滇池的污染防治和修复，但阶段性效果与政策预期却存在着差距，相关的政策失灵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产生了更多新问题。该项目为我提供了“技术治理”之外“政策治理”的视角。本科毕业后，我申请了荷兰莱顿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联合办学的产业生态学硕士项目，参与的跨学科项目带来了许多挑战，但也促使我不断进行跨专业学习和跨界沟通，这成为我日后做政策倡导工作的最大优势之一。

随后，我转赴香港攻读社会政策专业。在那里，我接触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倡导案例，并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内地。与此同时，自然之友发布了“政策倡导专员”的招聘信息，这个职位与我“环境科学+社会政策”的背景完美契合，我的环保公益职业生涯由此正式开启。

香港求学期间合影

02 初入公益圈，摸索与生长

初到自然之友，我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是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支持工作，二是协助举办面向NGO伙伴的政策倡导研修营。

彼时，自然之友已经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深耕多年，特别是作为原告提起的“常州毒地公益诉讼案”更是声名在外。由于当时立法不完善，被企业污染的地块经过了政府的收储程序后，难以厘清污染、修复的责任应由谁承担，这也导致“常州毒地案”一审结果并不如我们的预期。幸运的是，本案得到了社会关注，在《土壤法》立法窗口期、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开展等有利条件下，自然之友在二审得到了相对积极的结果。

根据对本案的观察，自然之友与专家、伙伴机构向《土壤法》提出由“污染者担责”的建议，最终《土壤法》第四条有所回应，它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对所造成的土壤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我加入自然之友时，《土壤法》立法已接近尾声，自然错过了许多精彩的工作，但作为新人的我通过参与召集讨论、跨机构联合行动、撰写建议函、传播等工作，逐渐理解了NGO参与政策倡导应该做些什么，同时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尤其是立法建议函，这是NGO最常使用的政策倡导工具之一，我有幸能够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依靠《土壤法》立法工作积累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后续深度参与保护地立法、化学品管理立法等工作。

自然之友的相关科普微博

我的另一项工作是协助举办政策倡导研修营。与《土壤法》工作相似的是，我加入团队时，研修营项目已进入尾声，研修营的设计、培训材料都已完成，我负责把活动办好即可。

于我而言，收获有三。一是在研修营举办的两天内认识了约20位NGO伙伴，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帮助我对所处行业有所了解。二是结识在政策倡导、社会参与方面有着深入洞察的前辈们。三是学习到了另一种常用的政策倡导工具“两会提案建议”。在活动结束后，我协助几位老师修改伙伴们提交的两会提案作业，这份改作业的工作帮助我快速提升写提案的能力。北京两会和全国两会接踵而至，我对利用刚学习到的知识跃跃欲试，牵头撰写了几件提案动议的初稿，并帮助伙伴们修改、对接提案动议。而后五年，修改、对接提案动议成了我的拿手技能，因此有了点名气。

举办政策倡导研修营/图源：自然之友

2018年，自然之友牵头搭建华东、华中、华南公益诉讼网络，借着搭建网络的机会，我认识了各界专家和伙伴，了解到多元的环保议题。此外，我也走出国门，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附属机构会议，由此结识到国际上关注公约的机构和伙伴，并争取到更多参与公约会议的费用和机会，为后续自然之友支持青年人参与公约活动的工作打下基础。

2017-2019年是我从业的头两年，在机构的支持下，我走了很多地方，认识了很多人，不断精进自己写建议函和提案的能力，虽然忙碌，但对自己到底要倡导什么其实并不清楚，缺少问题意识。

参加CBD COP14会议 图源：Global Youth Biodiversity Network

03 “真实世界”的冲击

此前，我接触的社区居民多是污染受害者，环境保护已然成为他们当下十分急迫的诉求。对于在意“弱势者”权利的我来讲，面对此类问题并未感受到道德压力。当走近国家公园的本地居民时，我发现人们话里话外始终绕不过生计，离不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矛盾，这些不协调之处也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疏通的。其实，这两类社区居民本质上并无差别，只不过是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同，看起来利益诉求相悖罢了。换句话说，生于斯长于斯的保护地原住居民又怎么会不知道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呢？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域与保护站交流/图源：自然之友

从春夏到寒冬，我和团队走过三江源、武夷山、钱江源、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域，面对那些具体的人时，听到他们具象化的生计挑战时，我觉得很难。他们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痕迹远早于各类保护概念的提出，逐渐形成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资源则是最为重要的生计资本。而当社区的生计资本成为被保护的对象时，必然会导致冲突与张力。

这类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总是避免不了某个或某几个群体的损失，而“谁”应该站出来以自身利益的损失换取公共利益？又该如何保障受损害者能够成为长期价值的直接受益者？这类问题通常由政府动员行政和社会资源进行突破，近年来本地社区、社会组织、企业也在探索实践。然而，损失和成本并非不存在，更多的是被转移、分摊了。如果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损耗，那如何降低损耗，并将阵痛期缩短，保障多元参与，保护弱势者和少数群体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依然是需要不断探索和验证的难题。在国家公园立法研究的工作中，我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相比于生态环境保护，自己更在意生计问题。

此外，在与芜湖生态的合作中，我们慢慢意识到，许多环保问题基层环保主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是知道、了解的，甚至比NGO更了解，但由于多种因素掣肘难以直接解决。这时，我好奇“什么才是真问题”？前两年，我看似去了很多地方，听到了很多故事，但对问题的了解和调查不足，既不深入也不多元，由此萌发了去一线走走的想法。

04 走近具体的人

陵水新村的疍家渔排

在社区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听到的话题往往溢出走访人员针对性了解的内容，延伸到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儿时的趣事、恋爱与婚姻、养儿育女，乃至生离死别。其实，这类话题是最稀松平常的，与所有人都相关，但对我来讲却是十分新奇。

这些一线走访所带来的真实体验能帮助我将目光从自身移开，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有一次去养殖户家了解情况，他们谈到自家建塘养鱼要承租本村村民的土地，一家一户沟通谈价钱费了好大的力，不由感叹了一句“你看乡村工作就是这么复杂”。这句话让我深有共鸣：现实充满复杂的变量，需要不断调整立场与方法。或许，自己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扎进土壤里，“奢侈”地让时间流过。2023年春节前，我和同事帮助该名养殖户填写并提交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其实这件事没有技术含量和难度，但能看到我研究了几年的制度工具在一线的实际应用，我了解的工作手法实实在在地支持了一个具体的人和她背后的家庭。那时的满足感，并不亚于我们提交立法建议被采纳。

王鑫一和同事在东风螺养殖场调研/图源：智渔

我突然意识到，生命前30年，我身处象牙塔中，一直以实践自我价值作为学习的目标，不怎么关心身边的人，不在意情感的流动，这些与“人”相关的事情自然不在我的头脑中。加入NGO机构工作后，身边的同事和伙伴都是勇敢的、真诚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人，身处这样的环境，让我更加“不食人间烟火”。

现在离开了以前的“真空”环境，看到具体的人、真实的问题，我十分兴奋，只是面对多元利益时，亦会对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和立场产生怀疑。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自身利益、家庭利益与我所倡导的内容发生冲突时，我会怎么选、怎么做？在与渔业从业者交流时，我也看到，他们面对一项政策时最为真实的考量和顾虑即是趋利避害。于是，我学会从“利益”的角度与行业交流，通过为行业争取政策红利，换取行业主体对政策法律的遵守。这与传统的污染防治监管手段“相反”，在自然之友工作时，我们倾向于通过“压力”传导的方式推动政府监管企业，最终实现企业守法。

与此同时，我也产生了二元对立的态度，一边用“为行业争取利益”的方式开展工作，一边认为以前使用的监管、给压力的方法过时了，解决不了真实的问题。我虽然来到了一线，但也用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视角看待问题。

王鑫一和同事在渔村与渔民交流/图源：智渔

休渔期的抱材港

一次与水产品从业者的交流对我有所提醒。我们试图支持他们获得产业政策扶持，但一部分人却不以为意。这时，我意识到一味地给行业好处，并不足以推动他们守法。“通过监督给压力”与“通过利益给动力”是相辅相成的。我回看以前的工作方式、以前的工作机构、以前的伙伴们，意识到“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也是相辅相成的。我看到每个NGO机构的使命、生态位，以及他们的特点和价值，看到机构与机构之间合作推动政策倡导的可能性，不仅是在修立法时组织大家讨论，联合写建议信等，而是可以利用各自的特长，在产业链和制度结构上分工明确地推动政策倡导。

05 再找找规律，看看自己

许知远在《十三邀》表达过，很多我们发现并为之津津乐道的规律和经验，早就被前人发现了，只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前人早已发现的事实，还以为自己发现了多不得了的东西。

我在智渔也发现了一些看似不得了的事情。例如，智渔的调查结果显示，约有七成受访渔民认为转产转业后个体收入有明显的降低。我们疑惑，这些渔民为何愿意转产转业，承受收入大幅降低和生计上的困难呢？当我们将渔民个体状况的变化放在整个家庭和社区发展的背景中进行调研后才发现，“渔民转产转业后收入明显降低”的结论只能反映一个切面，并不能全面地体现渔民家庭的生活状况。

例如，老一辈渔民年纪大了，因此退出捕捞工作，个人收入的确有所降低，但是这往往也意味着下一代已经长大成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这背后反映的是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转移，渔民转产转业后个体收入的降低亦不等同于渔民为了安稳清闲的生活，放弃了对良好经济条件的追求。

另一种情况是，转产转业的渔民大多倾向于寻找家附近的工作，甚至为了留在本地工作，牺牲对收入的追求。我们认为，这与渔民群体的心理安全区多集中于渔村渔港的特点有关。该特点亦是受渔民长期的生产生活习惯影响。具体来说，渔民的捕捞生产主要在海里进行，岸上的工作多为买卖渔获和补网，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多在渔村范围的熟人圈内活动，自然不愿远离家乡。其实，渔民不过是在风险与收益之间不断权衡的经济人，不过是为了生活奔波，却也想着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普通人。

荣山寮的落日

我和团队用了2-3年时间发现了一个个根植于日常、看似普通却真实存在的事实和规律。这段发现的经历，是我和团队一起走过的，值得被肯定。它也同样提醒我：我们看问题的方式，需要多一些与真实世界的对话，毕竟，当我们真正走到一线，是绕不过社区居民现实处境上的“人之常情”“迫不得已”的。未来，我希望在政策研究工作中，用更有“人味”的视角理解问题，也回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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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鑫一

编辑/赵博雅

排版/孙木子

*本文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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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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