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国内新冠疫情新增病例稳定在个位数，社会秩序也逐步恢复，然而国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全球累计确诊超过400万例，抗疫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劫后余生的人们难免有这样的疑问：“类似的疫情，还会再度出现吗？”2003年非典过后，人们也曾有过同样的问题，这一次让我们领略到，我们与疫情的距离或许比想象中的更近。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指出，目前约15000个完整的病毒基因序列都显示，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蝙蝠依然是最大的怀疑对象，多种野生动物也有可能在传播过程中作为中间宿主。与以往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症（SARS）、埃博拉、禽流感类似，此次的新冠肺炎（COVID-19）也属于“人兽共患病”（或者“人畜共患病”）。

而5月12日，联合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最新的《携手环境，守护人类》报告，致力于与各国合作，为新冠病毒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提供坚定支持。这里面就包括了：出台人兽共患疾病风险和响应方案，通过有益于自然的方法来提高各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包括了解并实时掌握全球范围内不受监管的野生动物贸易、栖息地破片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及情况。

“One Health（同一健康）”也许正是人兽共患病的可能解决方案，这一概念不仅包含了人类健康，还包含了野生动物与生态系统的健康，旨在通过倡导规划、政策、立法和开展研究等综合措施，以及多部门、多学科、从局部到全球等多方面、多尺度共同协作，来实现更好的公共卫生成效。

人兽共患病，是指在脊椎动物和人之间传染的疾病。这类疾病病原体十分多样，包括细菌、寄生虫、真菌、病毒和朊病毒（致命的“疯牛病”的罪魁祸首）。每年有数十亿人感染人兽共患病，有上百万人死于此类疾病。另一方面，人兽共患病不仅危及人类健康，很多家养动物也会受到某些人兽共患病的影响，对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对各国乃至全世界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2003年爆发的SARS给中国造成了253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下降了2%。过去20年间，因人兽共患病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约在几千亿美元。目前，有70%以上的传染病都是人兽共患病。

人兽共患病，可在脊椎动物和人之间传播 。图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这些病原体由野生动物至人，是人类不断压缩、贩卖荒野的结果。道路网络铺设与耕地扩张对野生动物自然栖息地的侵蚀，使得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更加频繁。除此之外，体量庞大却易受忽视的国际野生动物贸易，也是病原体传播的推手。

这已不仅仅是猜想，在2003年，北美本地的草原犬鼠在同一家宠物店或运输途中接触了来自加纳的非洲啮齿类，感染了来自非洲的猴痘，随后接触人类导致猴痘在美国爆发。这是第一例非洲以外的猴痘病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合法的野生动物贸易，也存在着极大风险，毕竟病原体没有“合法入境”或者“非法偷渡”一说。

草原犬鼠 图源见水印

定量、监督全球野生动物贸易，是极度困难的。首先，野生动物贸易尺度相当广泛，涵盖本地易货和国际进出口。其次，部分贸易是通过非法或非正式渠道。可以说，监督野生动物贸易的难度与监督军火交易可有一比。

自然界中病毒种类繁多，偶尔也会跨越种群，传播给人或者其他动物，这便是病毒学家们担忧的病毒“溢出( spillover )”，而溢出的方式有着各种可能，比如存在中间宿主，食用蝙蝠等野味等。

生态健康联盟与石正丽团队于2013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证实蝙蝠携带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可能无需中间宿主就可以感染人。但是，多项对于实际情况的调研表明，生活在蝙蝠群落周围的“高危人群”血清阳性率仅为2.7%，为低概率事件，且即使是反应阳性，也不一定有任何临床症状。在自然环境中人和野生动物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但野生动物贸易中所涉及的驯养、运输、贩卖，却是持续、高密度地直接接触，给病毒跨物种传播提供了绝佳机会。而且将野生动物从自然栖息地运输到人口密度巨大的城市环境中，一旦病原体发生跨物种传播，那在人群中传播得更快更难以控制。

这其中的风险，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鸟类、哺乳类是野味市场中最为常见的两个类群，而根据OIE WAHIS-Wild（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提供的人兽共患病的动物感染记录，鸟类和哺乳类的报告几乎占了全部人兽共患病报告的90%以上。

人兽共患病动物感染记录，条形图后数字表示记录数量。图自/Can et al, 2019

如今我国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食，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来自活体动物传播病原体的风险，但直接接触野生动物尸体或者排泄物的风险犹存。蝙蝠的粪便，在中药中被称作“夜明砂”，用于治疗眼疾或解毒。而穿山甲甲片在中药中又被称作“甲珠”，被认为有通乳、消肿、止血等作用。对于野生动物，在开展野外捕捉、圈养、处理、贩卖、加工成中医药衍生品的过程中包含了大量与野生动物活体、尸体、排泄物的直接接触，诸多链条中哪怕有一点疏漏，都可能促使人兽共患病的爆发。仍然需要《动物防疫法》等法规，来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管。中医药界在管理上开始作出积极反应：包含濒危动物的中药最近被拿出了医保名单。

在国内对野生动物违法捕猎、贸易频频出拳的当刻，我们能期待未来公共卫生的“安全”吗？远远不能。OIE WAHIS-Wild数据库涵盖的517个物种中，有108种在CITES有合法贸易记录，即已经在市场上合法流通。2008-2016年间，有来自54个不同国家或地区提交了共3131篇疾病报告，涵盖82种不同疾病。汇报数量前十的疾病分别是：低致病性禽流感、沙门氏菌病、巴氏杆菌病、毛滴虫病、疥螨感染、肉毒中毒、弓形虫感染、假结核病、痘病毒感染和麻疹病毒感染。因此，仅对于野生动物的本地交易把控是远远不够的，国际野生动物贸易安全也必须要获得高度重视。

那现在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现状如何，又是哪些国家在主导呢？

CITES贸易数据库显示，2012-2016年间，活体动物的合法贸易主要是由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主导的。哺乳类进口前三名为美国、日本、中国，两栖类为美国、日本、比利时，鸟类为墨西哥、阿联酋、卡塔尔，爬行类为中国香港、美国和中国大陆。美国和欧盟为了防治禽流感，分别在1992年和2007年禁止了野外捕捉的鸟类进口国际贸易，这可能促使了墨西哥作为一个贸易“中转点”跻身鸟类进口大国。

野生动物贸易体量之大，可能远超我们想象。在2012-2016年间，CITES贸易数据库记录显示，因个人或商用用途出口的动物活体共有11,569,796只、进口的则有8,018,365只，爬行类是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类群，涉及数量最多。而从物种数量上看，贸易涉及了569种鸟、465种爬行动物，210种哺乳动物和72种两栖动物。

哺乳动物中贸易量最多的是灵长目，以医学实验用的猕猴属动物（猕猴、食蟹猴）为主，占据哺乳类贸易量的94.8%。我国是哺乳类的出口大国，在这5年间向10个国家出口7个物种，近10万只动物；美国则是哺乳类进口大国，向36个国家或地区进口73个物种，约6万余只动物。

野生状态下的食蟹猴 摄影/baboon

两栖动物中，无尾目是贸易最多的目，涉及两栖类贸易量的99.6%。我们熟悉的各种蛙就属于无尾目，其中雨蛙科红眼蛙属是贸易大头。尼加拉瓜是两栖类的出口大国，向20个国家或地区出口2个物种，虽然物种数少，但是数量却高达12万余只；美国也是两栖类的进口大国，共进口来自17个国家或地区的动物，涉及55个物种，数量高达10万余只。

丽红眼蛙 图片来源见水印

鸟类中，毫无悬念，经常出现在各种“萌宠视频”中的鹦鹉目物种贸易量最大，占据了鸟类贸易总量的93.2%，鹦鹉科牡丹鹦鹉属、鹦鹉属、和尚鹦鹉属是交易最多的类群。南非是鸟类的最大出口国，向87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出口，涉及217个物种，数量近90万；墨西哥则是最大的进口国，向14个国家或地区进口，涉及75个物种，数量近33万。

和尚鹦鹉 图片来源见水印

爬行动物中，龟鳖目（包括淡水龟、海龟和陆龟）占据爬行类62.2%的贸易量，侧颈龟科是贸易量最大的类群。美洲鬣蜥科美洲鬣蜥属是蜥蜴目交易最多的类群，蟒属则是蛇目交易最多的类群。秘鲁是最大的爬行类出口国，向21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包括8个物种，共167万余只；而中国香港则是爬行类最大进口地区，从57个国家或地区进口，涵盖192个物种，共239万余只。

黄头侧颈龟幼体 图片来源见水印

根据2012-2016年间CITES的记录来看，大多数活体交易的哺乳类、两栖类、鸟类个体都是来自于人工繁殖的，但是交易的爬行类个体却是大多是野外捕获而非人工繁殖。

合法的国际野生动物贸易体量如此庞大，可其对公共卫生影响的研究却很少，特别是其中大体量的活体交易，比如异宠，关注寥寥。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自1945年以来，包含“传染病（epidemic）”、“流行病（pandemic）”等疾病相关关键字的文献共有348,872篇。近35万篇文献中，仅有28篇提到了“异宠（exotic pets）”、“宠物贸易（pet trade）”或者“野生动物贸易（wildlife trade）”。文献浩瀚，这28篇宛如沧海一粟。而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异宠（exotic pets/ exotic pet）”所得的898篇文献中，共有108篇提及了疾病相关的关键词，这108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如下图。

108篇提及健康问题的异宠研究文献，近十年来有所增加。图自/Can et al, 2019

大部分文章把异宠与健康问题联系起来的文章集中发表在2008年之后，表明这个话题在近十年间才受关注。这些文章中，对高收入国家的关注较多（38%），仅有部分文章关注低收入国家（9.3%），且OIE WAHIS-Wild数据库中的疾病报告几乎都是由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交的。这说明目前对人兽共患疾病的研究与监测大部分在较发达地区，或多或少反映了科研资源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

同时Allen等(2017)通过修正疾病报告分布的偏差，并引入生物多样性、环境、人口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用模型预测了全球人兽共患的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EID）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全球各大洲的热带森林区域，以及热带以外的欧洲、北美、亚洲和拉丁美洲人口稠密的城市等。物种丰富度、人口密度、气候因子等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针对这些高风险区域开展野生动物、家畜、居民的传染病防控监测，对于防止疾病爆发可能是事半功倍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以及西南地区也是预测的EID高发的重点地区，这些地区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密集的人口，城市快速发展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更为常见的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

图自/Allen et al, 2017

人兽共患新发传染病发生风险预测图，高风险地区为黄色。图a为根据目前疾病汇报结果的新发传染病预测分布图，图b为对多因素加权考虑汇报偏差所得新发传染病预测分布图。

体量庞大的野生动物贸易，日益严重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与之不相匹配的监督与研究力量，还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公众意识，这些都有可能致使下一次大规模疾病爆发。距离SARS已经过去了17年，下一次又会是多少年之后？预防此类悲剧再次重演，对野生动物贸易采取整体的管理至关重要。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同一个生态系统，其中的许多病原体既感染动物又感染人类，单靠一个部门或组织的努力很难消除人兽共患病风险。目前，世卫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正基于“One Health”方针密切合作，在人类-动物-生态系统交叉领域促进综合应对食品安全危害、人兽共患病风险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

人兽共患病可以在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和人之间传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人兽共患病的监测和控制要通过农业、林业、卫生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合作才能达成。目前一些潜在的人兽共患病，以及携带这些病原的野生动物还未被纳入到法定或常规的监测中，只有弥补这样的缺口才能有效预防此类疫情的发生。同时，在应对人兽共患病的疫情时候，我们更要明确跨部门合作的明确职责，推动沟通合作，才能保证人和动物的健康。从我国野生动物贸易的规范化管理开始，到公众消费观念的转变，再到人兽共患病监测力度提升，这些工作，这每一步都会牵动多方的角色，走得会很艰难，但唯管控好贸易中繁杂的链条，才是避免人兽共患病再度爆发的最优解。

当然除此之外，对于野生动物野外栖息地的保护，让野生动物可以生活在健康在自然里，维护一个健康的生物多样性，仍是我们需要不断努力的根本：疫病爆发导致的经济损失已远远大于自然保护的成本，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的野外栖息地，采取基于自然的疫病预防措施，让大自然发挥其原有的人兽共患病缓冲区作用，才是从根本上保证“安全”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Allen, T., Murray, K. A., Zambrana-Torrelio, C., Morse, S. S., Rondinini, C., Di Marco, M., … & Daszak, P. (2017). Global hotspots and correlates of emerging zoonotic diseas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8(1), 1-10.

Can, Ö. E., D’Cruze, N., & Macdonald, D. W. (2019). Dealing in deadly pathogens: Taking stock of the legal trade in live wildlife and potential risks to human health.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17, e00515.

Ge, X. Y., Li, J. L., Yang, X. L., Chmura, A. A., Zhu, G., Epstein, J. H., … & Zhang, Y. J. (2013).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that uses the ACE2 receptor. Nature, 503(7477), 535-538.

https://www.cdc.gov/onehealth/basics/zoonotic-diseases.html

https://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one-health

作者介绍

感谢吕植教授、肖凌云博士、孙戈博士、李泓萤老师对此文的指正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