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平：解读最新昆蒙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写在前面：
2022年12月19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提出反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曲线的宏伟目标，也为今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指明了方向和路线。
2022年12月21日上午，在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指导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华泰证券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举办了第二届“一个长江”可持续发展论坛。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马克平应邀发表主题演讲《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与昆蒙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介绍了昆蒙框架的十个核心目标，并指出，要想反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关键在于框架实施，不仅需要保护和修复，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努力，做出变革性的改变，包括推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发展。并提醒，对于保护和修复，应该基于科学规划和顺应生态学机制。本文整理分享了演讲全文，以供思考讨论。
专家介绍
马克平，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和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专注于森林群落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研究，对“昆蒙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大意义有深刻见解。
本次报告很有挑战性。一是昆蒙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刚通过，我还在学习过程中。二是今天参会的都是跨界的嘉宾、同事，我不确定该怎么来讲。但有一条可能是共同的，即大家都希望对昆蒙框架有更多的了解，并且从自己的角度去做贡献，以推动框架的实施。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享一些学习体会。
01 回顾COP15大会
首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缔约方大会。在这我想提醒一下，除了我们经常提到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下还有两个议定书，即《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在本次大会上除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这两个议定书也有各自的缔约方会议，以及相应的主题。这三者都是本次大会的正式会议内容，在第一阶段昆明和第二阶段蒙特利尔的会议上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COP15大会现场
本次昆蒙框架通过的过程中也有很特别的时刻。首先是大家也可以从媒体上看到，当时黄润秋主席，是将6个文件一揽子提交，让大家审议通过。这种形式在过去缔约方大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我本人从1994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一直到这一次，大部分的缔约方大会，包括特别大会我都有参加。像这样的6个文件一揽子提交审议通过是很少见的。一般情况下，不仅是每个文件单独提交大会审议，而且审议时是一段一段过的。所以说，这次通过的形式是很新的。
第二，本次昆蒙框架通过之后，刚果等非洲国家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在2002年荷兰海牙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澳大利亚就外来种方面的决议，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最后决议还是通过了，并另外增添了脚注。所以媒体提到大会决议通过后有缔约方提出不同意见是第一次，但其实2002年就有过类似的案例。
02 昆蒙框架中核心目标有哪些？
1.确立了行动目标3的3030目标，即至少30%的陆地、内陆水域、海岸带和海洋区域得到有效保护。2010年通过的“爱知目标”，提出到2020年保护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相比之下，本次通过30%的目标则更高，作为核心目标，是很大进步。
2.至少30%的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这也是有比较具体的指标。
3.使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区域的丧失趋近于零。
4.反对浪费。这一条和可持续发展、生产和消费这样的变革性改变是直接相关的，所以特别提出粮食浪费要减半。
5.总体上将过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和剧毒化学品的风险减少至少一半。
6.针对有害补贴等，每年须逐步减少至少5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7.每年从官方发展援助、金融机构、私营部门等各种渠道调集到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筹集资金要达到2000亿美元。
8.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每年提供200亿美元，到2030年每年提供300亿美元。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是在谈判磋商时争议非常大、被讨论最多的一条。尽管相比气候变化的1000亿美元仍然较少，但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么大的数字，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成果。
9.关于外来种控制，即外来入侵物种引入减半。
10.关于产业怎样实现可持续生产，要求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包括定期监测、评估和信息披露等等。
昆蒙框架核心目标第1-6点(英文版）
昆蒙框架核心目标第7-10点（英文版）
从以上这些最核心目标中可以看出，昆蒙框架不仅重视传统的保护和修复，而且特别重视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等变革性的改变。
03 昆蒙框架实施的具体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黄润秋主席提交大会审议通过的一揽子决议文件（详情可查阅）。这里面，有几点是值得特别关注：
黄润秋主席提交的一揽子决议文件
一个是有关监测的内容。这次昆蒙框架和以往不同的是，有一个专门的监测框架文件（CBD/COP/15/L26《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监测框架》），对每一条行动目标包括长期目标，大部分都罗列了三个层次的监测指标：标题指标（headline indicator）、组成指标（component indicator）和补充指标（complimentary indicator），每一类指标的界定有一定区别。
在履约机制上，也有相应的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文件（CBD/COP/15/L27《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各个缔约方、利益攸关方，要做好规划，要对规划的执行进行监测、报告、审查。这里的监测和前面的监测不太一样，是针对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提出更具体的要求，特别是要求每个缔约方需要在2024年COP16前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也就是NBSAP。另外对国家履约报告、审查和履约的执行手段也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另外一个是每次大会上发展中国家都强烈要求的三点，财政支持、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我觉得这三条仍然是很重要的。这次比较新的一点是DSI（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要把它作为生物遗传资源的一部分，未来也需要有更多的具体讨论去落实。
总体上，有三点后续要特别重视：
第一个就是如何落实。虽然昆蒙框架中有指标，甚至有具体的数字。但是具体到落实，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甚至是磋商谈判。所以后续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任务落实，建立起有效的履约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资金调动。就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资金数字的落实也需要进一步磋商谈判。第三个就是履约机制。包括刚讲到的监测和规划，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是有关部门更新NBSAP就可以了，而是要落实到规划，比如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
2030年保护目标的双重含义
总体上对于到2030年的保护目标，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2002年在荷兰海牙举办的COP6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让生物多样性丧失态势明显减缓，尽管最后没有实现。第二次是2010年通过的保护目标中提出，到2020年要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但实际上也没有做到。这次的目标与之前的区别是，这次目标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与爱知目标一样；第二层是让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反转，这一条与仅仅遏制丧失是不一样的。以曲线为例，遏制对应着中间的（黄色）曲线，但如果要反转，那么曲线要向上走，要靠修复、变革性改变和多方努力才能实现。
2030保护目标曲线图
NBSAP更新
我国的两次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报告我都有参与，第一次是1994年发布，第二次是2010年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发布以后，爱知目标才正式通过，对国际履约的体现不足，所以未来我们的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需要更新，并且要注意两件事情：一是和昆蒙框架呼应，作为主席国要为推动履约做出表率；二是行动计划要跟我们各个部门，和我们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规划做好衔接，包括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二十大报告等。过去的两个版本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中国的两次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报告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趋势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组织盘点2011-2020爱知目标进展时，在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中最后提出一个通往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的转型途径，并且与昆蒙框架和变革理论相一致，就是未来昆蒙框架的实施不能仅考虑保护行动，更要考虑修复、可持续生产、减少消费，以及和气候变化治理更好地衔接，只有把所有相关领域的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的趋势。
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研究和规划全球及亚洲的优先保护区域
而作为缔约方，我们已经在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除了国内的保护行动，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与清华大学杨锐老师和宫鹏老师团队，合作评估过195个缔约国有多大潜力建立保护地，有多少自然生境能建保护地。从这项研究的结果中，我们发现3030目标的实现一定是全球的目标，而不是要求每个缔约方都要实现30%的保护区域，因为事实上很多缔约方做不到(Yang et al., 2020)。
195个缔约国的自然保护地面积与建设潜力
(Yang et al., 2020)
此外，我们也考虑了3030目标中，如果30%陆地保护是全球的指标，那么应当优先考虑保护哪些地方？这篇文章结果也将会在One Earth上发表。另外，我们也做了关于亚洲的30%的保护目标优先布局，这些对各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都是很重要的(Zhu et al., 2021)。
生态修复必须考虑物种和功能性状的多样性
除了保护外，修复也是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前段时间Science杂志也有文章提到生态系统修复和森林恢复(Pennisi, 2022)。森林恢复不是简单的栽树，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生态学的机制。那么对于我国来说，《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年-2035年）》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特别是涉及的七个项目区。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年-2035年）截图
在这7个项目区进行森林恢复时仍有很多问题。虽然强调用乡土树种、营造混交林，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能够提供的支持是很少的，因为过去常是单树种造林。10年前我们和德国和瑞士科学家一起做了一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的实验，用50公顷的地种了30万棵树，用大概60个树种进行了不同的组合(Ma et al., 2021)。最后实验结果发现，物种丰富度跟生产力是正相关的，其作用机制可能是补偿效应在起作用。实验结果也发表在2018年Science杂志上(Huang et al., 2018)。后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仅仅是物种丰富度，其实功能性状的多样性跟生产力之间也是正相关的关系(Bongers et al., 2021)。所以我们在做造林设计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树种的组合，也要同时考虑一些关键性状的组合。
Science杂志文章：大规模亚热带森林试验中物种丰富度对生产力的影响
那么，利用这些实验结果，同时再结合我们在天然林里边建立的森林动态大样地。比如在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24公顷的大样地上，我们标记了14万多棵胸径1公分以上的树，每五年复查一次，就很清楚地进行实地动态监测。除此之外，我们的监测网络分布从大兴安岭到西双版纳，根据不同的气候带和森林类型，建了30多个监测基地，所以对于未来的造林设计，也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给钱江源国家公园森林恢复也做了这样的设计，也希望后面有机会和更多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合作，来推广我们的成果。
钱江源国家公园杉木林修复计划图
文字整理/陈安禹、段诗霖
参考文献
[1] Yang, R., Cao, Y., Hou, S., Peng, Q., Wang, X., Wang, F., Tseng, T. H., Yu, L., Carver, S., Convery, I., Zhao, Z., Shen, X., Li, S., Zheng, Y., Liu, H., Gong, P., & Ma, K. (2020). Cost-effective priorities for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Setting post-2020 global and national targets. Science advances, 6(37).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c3436
[2]Zhu, L., Hughes, A. C., Zhao, X. Q., Zhou, L. J., Ma, K. P., Shen, X. L., Li, S., Liu, M. Z., Xu, W. B., & Watson, J. E. M. (2021). Regional scalable priorities for national biodiversity and carbon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Asia. Science advances, 7(35).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e4261
[3]Pennisi E. (2022). How to regrow a forest? Scientists aren’t sure. Science (New York, N.Y.), 378(6622), 816–81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df8990
[4]Ma, L., Bongers, F., Li, S., Tang, T., Yang, B., Ma, K., & Liu, X. (2021). Species identity and composition effects on community productivity in a subtropical forest.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55. https://doi.org/10.1016/j.baae.2021.01.005
[5]Huang, Y., Chen, Y., Castro-Izaguirre, N., Baruffol, M., Brezzi, M., Lang, A., Li, Y., Härdtle, W., von Oheimb, G., Yang, X., Liu, X., Pei, K., Both, S., Yang, B., Eichenberg, D., Assmann, T., Bauhus, J., Behrens, T., Buscot, F., Chen, X. Y., … Schmid, B. (2018). Impacts of species richness on productivity in a large-scale subtropical forest experiment. Science (New York, N.Y.), 362(6410), 80–8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6405
[6]Bongers, F. J., Schmid, B., Bruelheide, H., Bongers, F., Li, S., von Oheimb, G., Li, Y., Cheng, A., Ma, K., & Liu, X. (2021). Functional diversity effects on productivity increase with age in a forest biodiversity experiment.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5(12), 1594–1603. https://doi.org/10.1038/s41559-021-015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