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常常思考，在社区，自然教育与保护的关系是什么？自然教育回应了怎样的保护实践？这成为了我这几年来不断探索的议题。

01 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关坝村深秋图景

在那四天里，我跟随巡护员们走进大山，翻越山岭，在线路上的每一台红外相机前驻足。第一次跟随巡护监测工作的我，感受到保护工作不是嘴上说的那样轻巧，行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那个时候关坝村在蚂蚁森林的支持下，开始了自我要求更高的保护工作，日常巡护、专项巡护以及网格化监测等多项保护工作在一年中陆续开展。

深入森林的巡护

那几天，和巡护队员们朝夕相处，有了更多和大家沟通的机会，当我对森林之美发出赞叹时，大家却告诉我森林已经养不活村民了。“明年我就不干巡护，出门打工了”快结束的时候罗叔对我说。

这让我不得不思考，保护对村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真实的村子里，保护不仅需要关注一方野生动植物，也要守护它们与人类的共生空间。是养蜂需要的大山和森林，是生活需要的安全水源，是可以在冬天带来暖和的木头，是偶尔可以从大山获得野果、野菜，是可以在此长期居住的安全之所，保护是生活也是生存，每一片净土中都无法不存有一缕烟火。

村民守护着绿水青山，但绿水青山却不能带来金山银山，如何转化？已经开展快10年保护工作的关坝村到了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02 自然教育的第一步

关坝愿景，制图：冯艳秋

然而这样普通的村子如何走出西南大山，走到社会大众面前？

2018年，山水和关坝村一起进行了全村资源禀赋和接待能力的调查，分析村子的优势和机会，大家反复讨论关坝村到底有什么，缺什么，还可以做什么，“生态旅游如果把垃圾带来了怎么办”“如果大家都跑去挣钱不做保护工作了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和选择摆在了村子面前。大家很清楚，做了这么多年的保护工作虽然不容易但却是村民共同的努力，社区发展必须要和生态保护挂钩，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当时的关坝村依托自然环境发展养蜂产业，尽管养蜂户在增加，然而农业生产总是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化的风险，也因为环境承载力影响，产能相对有限，所以关坝村蜂蜜产业始终没有得到突破性发展。而位于九寨沟旅游环线上的关坝村，相较于附近的旅游景区，是一个保持着自然原始风貌的村子，对游客吸引力远远不够，在旅游方面几乎算是没有什么优势。

也正是那个时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类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都在发掘自然生态资源的新价值，自然教育逐渐被广泛提及和了解。

自然教育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互利共生的、永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而从2009年开始就在关注生态保护的关坝村，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场域，无论是自然教育的理念还是方法，与当时关坝村想要的“保护即发展，发展即保护”的模式都高度吻合。

最后关坝村综合村子的现实情况，选择发展自然教育，而这成为了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第一步。

03 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实践

自然教育怎么做，对于一个村子而言，需要先来解决谁可以做以及做什么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村子管理和运营自然教育，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市场主体，对此关坝村成立了旅游合作社。我依然记得那是2019年的夏天，在闷热的夜晚，每天晚上30多个村民围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关坝村旅游合作社的管理。为了让合作社发挥实在作用，大家探讨了合作社的组织构架，梳理了合作社负责人、后勤、财务等相关岗位以及要求，村委面向全村老百姓进行人员的公开招募，最后报名的村民在社区会议上进行了竞选演讲和就职发言。

关坝村确定成立旅游合作社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利益如何分配？这点更加复杂，关坝村自然教育涉及到接待户、村集体、合作社不同相关方，大家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利益分配也关涉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合作社经营效率和公平等问题。如何进行利益分配成为当时激烈讨论的核心，即使那些还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普通村民也在全程关注着进展。

孟吉、芯锐和杜勇都是村子的巡护队员，也是最初加入到自然教育团队的人，后来他们都变成了关坝村自然教育的带头人。那时候大家对自然教育都不是很了解，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研究关坝村自然教育到底要怎么做。最开始，大家在网上查找一些资料和视频，模仿现有的做法，硬记一些关于昆虫、鸟以及植物的生态学知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学习隔膜的知识本身就非常困难，大家逐渐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很大的不自信，积极性也很受打击。

如果通过直接传递知识到达教育的目的不是关坝村自然教育团队能做的，那么大家可以做什么呢？回看过去，大家曾经是老猎人，了解动物习性、擅长辨识动物痕迹、知道如何制作猎套、可以长时间野外生活。巡护员是他们现在的身份，巡护、红外相机安放和数据处理是大家的专业技能，基于此还可以讲述每个人参与保护的故事。除了巡护员身份，大家还是蜂农、农民和当地的手艺人。慢慢地大家发现，自然教育就在身边，扎根关坝的土地，需要以一种“本土”视角来看待。

“本土”是一种文化概念，强调在地性、乡土性和传统性。社区发展自然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社区的地理环境、生态资源、传统生计、历史文化、节日习俗、人口社会等资源，这也就意味着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活动取之于社区内部，其传达的知识、价值、实践与社区发展、人文理念有内在的关联。

在本土视角下，大家开始根据社区的场地和村民的特长设计自然教育活动，利用现有的巡护线路、蜂场、河道以及农田庄稼等作为体验路线，逐渐有了一日护林员、猎人vs巡护员技能赛、蜂场管理、蜂蜡唇膏制作、野外露营、当季农事体验、社区调查、溯溪等体验活动。自然教育逐渐本地化，呈现于大家的生产、生活和生态中。

终于，2019年的夏末，关坝村正式开展了第一次自然教育活动，大家都有些紧张，旅游合作社和自然教育团队提前一周就开始了各种准备，一条日常走了几百次的巡护线路那几天走了好几遍，生怕出现安全问题；大家不断地进行解说演练，以防止讲解得不清楚；一起去接待户家，检查卫生、生活设备；和村民沟通，协商活动场地；还一起研究如果遇到下雨天怎么办。最终，大家用真诚的态度弥补了很多青涩的过程，顺利完成了活动。

那场活动的最后一晚，星星特别繁盛，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闪亮的夜空，夜空下照亮的是最热情充沛的大家。在关坝沟森林的露营地中，我们饱含着兴奋与迷茫，彻夜长聊，去思索今后关坝村自然教育会走向何处。

04 走向未来

关坝村选择了自然教育，自然教育也塑造了新的关坝，这种双向选择是这个小山村关于共生的新智慧。

2020-2023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关坝村还是陆陆续续开展了15场自然教育活动，而这几乎都是由关坝村自主进行的，总收益大约有36万元，虽然并不算高，但是大家意识到自然教育需要向体验者提供餐饮、住宿、交通、导赏、解说等服务，村上的男女老少不仅都有机会参与进来，还可以给村子带来整体收入，村民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019年自然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关坝村旅游合作社已经连续4年向村集体、保护中心进行收益分配。这些资金又支持着村子每年多次的集体活动、社区会议、村民培训以及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村民们都从自然教育中受益，也看到自然教育对村子的意义。这样的自然教育来源于社区，最终也回馈到社区。

自然教育除了作为产业发展的一种形态给大家带来经济收益，也影响着村子的治理结构。大家意识到自然教育本身构建了较强的参与场域，将这样的空间开放给村民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证明，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教育，利用的是社区共同保护起来的生态环境，而自然教育活动所依赖的场地和服务也是村集体所有，属于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而这必然涉及到公共事务的决策、收入分配等管理事项。

因此当大家参与自然教育活动时，也就是在参与村集体公共事务，而这也就意味着大家必须要从集体利益出发，进行公开、公正和透明化的决策和管理，也反向要求了村子的治理方式是参与式的、民主协商的、尊重与平等的。这样的治理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社区的管理能力和凝聚力，也构建了社区持续参与生态保护的制度基础，这呼应了自然教育促进生态保护的目标。

现在更多村民意识到，正是因为多年的生态保护才让关坝村更有底气开展自然教育，自然教育也让更多村民看到自然资源的无形价值。自然教育正成为此刻大家对村子发展愿景的一种新的想象和期望。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关坝村96.8%的区域被纳入到国家公园范围内。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背景下，关坝村自然教育的实践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而未来，一个社区的自然教育如何既能回应社区内部治理和保护的需求，也能和国家公园建设相呼应，则是国家公园和社区都应相向而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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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何海燕

编辑、排版/赵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