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牧民，遇见雪豹、狼或是棕熊这样的大型猛兽，会发生什么？它们会拖走你的牛羊，破坏你的房屋，还是咬穿你的脖子？事实上，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什么也不会发生。

这一结论推测自2023年2月发表的《从社交媒体视频看人与猛兽的相遇》（Large carnivore encounters through the lens of mobile videos on social media）一文。这项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支持，耶鲁大学环境学院和人类学学院的高煜芳博士及其团队共同完成的研究指出，尽管自然保护研究与大众话语都对人与大型猛兽的互动充满“消极偏见”，即倾向于关注人兽相遇过程中的激烈冲突，但通过分析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牧民拍摄的人兽相遇视频可以发现，在激烈的冲突之外，平淡而互不相扰的相遇才是人与大型猛兽共存的常态。我们需要超越正面或负面、激烈或平淡、冲突或共存等二元论调，看到人与大型猛兽互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01 冲突还是共存？

人与野生动物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这是全世界都迫切关注的问题，也是《从社交媒体视频看人与猛兽的相遇》一文的出发点。过去十年，关于人兽互动的学术和公共话语逐渐从“冲突”转向“共存”，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积极面向，以及研究人兽合作或互惠的必要性，人类学和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也探索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兽互动的多元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解析“冲突”与“共存”的话语，尤其是揭示它们对人兽互动的基本假设，否则仅仅替换语言符号可能只是新瓶装旧酒。这需要研究者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关注各种情景下的人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尤其是平淡（mundane）的相遇，即对人与野生动物没有直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普通的相遇。

牧民拍摄的“普通”相遇：一只狼在不远处走过

02 社交媒体视频与民族志访谈

根据这207个视频，研究团队识别并分析了人兽相遇的模式，包括1、“相遇条件”，即视频所记录事件的时空特征；2、“相遇行为”，即视频中目标物种的主要行为状态；3、“相遇主题”，包括1）没有直接互动的相遇；2）野生动物干扰人类；3）人类干扰野生动物；4）野生动物与狗的互动；5）人类满足野生动物的需求；6）其他。

这6个相遇主题被进一步分为3种相遇类型，其中主题1为中性，主题2、3、4为负面，主题5为正面，主题6由于样本量较小未划分进任何类型。民族志访谈资料用于揭示相遇的具体情境和当地人的视角。

尽管人们倾向于被不同寻常或激烈的人兽相遇情形所吸引，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在超过一半（54%）的视频中，人类与雪豹、狼以及棕熊这三种大型猛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中性（54%）的相遇类型明显多于负面（41%）和正面（3%）的相遇类型。

此外，人类与雪豹、狼和棕熊这三个物种的相遇表现出不同的时空、行为和主题模式。例如，在受人类影响程度较低的地方遇见雪豹的次数更多，而在受人类影响程度较高的地方则遇见熊的次数更多；只有棕熊被观察到与物理环境/物体互动，包括试图破坏门和帐篷，或是被困在牧民用来储存酥油和其他食物的塑料桶中。因此，试图缓解冲突和实现共存的自然保护管理和实践需要考虑不同物种的独特特征。

除了典型的人兽冲突，如牲畜掠夺、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其他形式的人兽相遇也值得自然保护工作者关注。例如流浪狗与猛兽之间的互动，人类救助受伤或被困的猛兽，人类接近猛兽的幼崽等。这些复杂且日益增多的相遇情形，如果处理不善，可能会给长期共存带来潜在威胁。保护工作者可以在调研的基础上，编制指南，提高当地人以及旅行者们的认知，指导人们在各种各样的与猛兽相遇情形下采取恰当的行动。

如果你看见雪豹在你家周围打转，你会怎么办

 从人兽相遇模式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到“人兽冲突”话语的局限。我们建议从消极的“冲突”框架转向更全面、中立的术语，例如“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其中“共存”一词遵循词典上的基本定义：“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共同生活或存在的事实。”它涉及人兽之间多种可能的互动形式，从而超越正面或负面、平淡或激烈的二元论。

首先，如上所说，藏族牧民和猛兽之间的许多日常接触可能既非正面也非负面，而是中性的；且正面或负面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向野生动物提供食物，许多自然保护工作者认为，喂养野生动物干扰了后者的自然行为，因此视喂养野生动物为负面的。然而，我们的研究将喂养野生动物归类为一种正面的相遇，因为一方面这种行为满足了野生动物的需求，因此在行为发生的那个当下对于动物而言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藏人来说，喂养野生动物体现了慷慨和慈悲，人类有义务在能力范围内帮助野生动物。

人兽相遇类型的区分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不同的行动者做出的主观评估，受他们的知识、过往经历、身份、需求、期望以及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理解目标人群独特而复杂的倾向，分析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也需要澄清自我的价值立场和阐释的视角，才能超越正面或负面的二元论，更加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人兽相遇问题。

其次，研究还批判了平淡/激烈的二元论。通过访谈当地人，我们发现平淡与激烈的区分也是主观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某些在过去很罕见的人兽相遇类型，近年来可能变得更加频繁。例如，牧民在受访过程中常常抱怨，由于严格的保护政策，猛兽逐渐失去了对人类的恐惧，因此它们的活动越来越靠近人类的定居点。这些曾被视为不正常的事情，如今正在成为当地的新常态。

那么对人兽互动的分析如何超越正面或负面、平淡或激烈的二元对立？此项研究强调了情境化、以问题为导向和澄清自我立场的重要性，并在方法论层面上推荐了民族志研究，它可以促进对人兽关系更加复杂和细致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利用社交媒体视频进行分析，虽然克服了传统数据收集方法耗时费力的缺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媒体数据是存在偏差的。

第一，人们拍摄并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视频，往往捕捉的是人们认为“不寻常”的相遇，而许多被当地人认为太普通的人兽相遇，则没有被记录或分享。比如一位报道人在民族志访谈过程中表示：

“如果我拍的是狼，没有人会看我的视频，因为很多人已经在山里见过它们了……雪豹更罕见，如果看到它们，大多数人都会拍下来……棕熊也是这样，一开始网上发布了很多关于熊闯进家里的视频，但随着棕熊的出现越来越普遍，关于棕熊的视频在过去几年就明显变少了。今年只有一个视频很特别：一个僧人在寺庙里喂五六只棕熊……”

其二，许多大型猛兽都很警惕，在人们发现它们之前就会躲起来，并且很少有视频能捕捉到周围环境的全景。因此研究者在分析过程中，不得不依靠有限的视觉线索和指标来推断相遇的条件，这可能并不总是准确的。

其三，并不是每一次相遇记录都会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尽管我们已经尽可能完整地捕捉数据，但此项研究的样本很可能只代表在数据收集期间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

可见，此项研究分析的视频并不能涵盖青藏高原上人兽相遇的全部情况，而只包含了“有意义的相遇”，即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认为值得记录和分享的相遇。

因此，研究藏族牧民拍摄和分享的人兽相遇视频，能够揭示什么样的人兽相遇对于当地人而言是“有意义的”，从而可以分析当地人的“注意力框架”（attention frame）以及“意义创造”（“meaning-making”）过程* ，有助于从当地人的视角理解人兽互动。

04 写在最后

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展示了当地人拍摄的社交媒体视频对于研究人与野生动物互动的潜力。今天，偏远地区的藏族牧民越来越多地通过智能手机与外界相连。他们不是现代技术和外部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正在利用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与远在北京、上海甚至纽约的人分享他们的生活。这个由地方业余野生动物摄影师组成的新兴共同体，可以在知识的共同创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理解和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共存至关重要。

对此我们建议，第一，自然保护组织可以使用视觉参与方法，系统地收集有关人兽相遇的社交媒体视频，充分利用这些数据为保护政策与实践提供信息。尤其是对于那些研究不足的物种，手机视频数据有助于扩大科学知识库。第二，社交媒体可以影响态度、行为、情绪和社会规范。此项研究呼吁通过教育和参与性的项目，让当地人更好地参与进来，培养有利于实现长期共存的态度和行为。

撰文/黄璐瑞

供图/网络

编辑/赵博雅、庞婧怡

排版/庞婧怡

*本文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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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意力框架”指的是，在认知过程中如何选择性地聚焦和处理信息的方法或模式。这一概念涉及到人们如何选择性地关注某些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以及他们如何解释和理解所关注信息的过程。

“意义创造”是指个体从他们的经历、互动和遇到的信息中解释和构建意义的过程。它是人类认知和交流的一个基本方面。这个过程包括综合信息，将其与自己现有的知识和信念相结合，并赋予其意义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