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佳沛奇异果，往往果体浑圆，果皮薄透，切开后呈金黄色，馥郁多汁，酸甜可口。即使单价超过10元，还是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仅2024年，佳沛公司大中华区的销售额就突破了43亿元人民币，销售量高达15亿颗。这就是新西兰历时15年培育的，万里挑一的国家名片，SunGold阳光金果（Gold3）。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90%的奇异果，最早就源自于中国。先秦《诗经》记载：“隰有苌楚（猕猴桃的古名），猗傩其枝。”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写道，因这种果子颜色如桃，猕猴爱吃，故称之为猕猴桃。1904年，一位伊莎贝尔女士来中国探亲时将还是野果的猕猴桃带回新西兰，后经过品种培育、研究试验、规模种植、统一行销和品牌塑造，才有了如今高居世界第一的销量。但作为种子提供者的中国，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丝毫收益，每年还要花费巨大金额进口猕猴桃，仅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鲜猕猴桃的进口额就高达5.46亿美元。类似的事情在大豆、茶叶等诸多作物上屡屡发生，令人惋惜。

佳沛奇异果，图源：网络

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鉴。在今天和未来，如何才能让本土品种惠益原住居民？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专业议题——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据《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获取和惠益分享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简称ABS) 指遗传资源的获取方式以及如何在遗传资源使用者（或使用国） 与提供者（或提供国）之间分享由资源利用所带来的惠益。

如《生物多样性公约：获取与惠益分享》简介图所示，当一个国家或主体想要使用另一个地方的遗传资源时，双方需要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原则，遗传资源的提供者有义务促进遗传资源的获取（提供者可能会使用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而使用者则有义务确保惠益得到公平、公正的分享。需要注意的是，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未必需要是两个国家，在同一个国家内部，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同样重要。

获取和惠益分享简介图 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ABS》

获取与惠益分享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简化”关系图

来源：《IUCN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诠释》

整个ABS过程中涉及到一些重要主题，本节挑选其中较为关键的部分为大家做初步介绍，主要包括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利益相关方、遗传资源的使用、运行方式和惠益共享。

随着分子生物学、测序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生物资源的遗传序列信息被解码。区别于遗传资源有形实体，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 on Genetic Resources，DSI)可简单理解为以数字方式存储和迁移的包含DNA、RNA、蛋白质等遗传物质的序列信息和天然产物化学结构信息。DSI的使用使得企业能够在不直接获取物理遗传资源的情况下，利用其基因信息进行药物和疫苗研发、化妆品、转基因作物等商业产品开发和创新，可以创造不可估量的价值，有着巨大的产业效益。针对DSI的惠益共享机制，各方已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达成了初步共识，但其具体实现机制并不明确。

不久前，DSI基金暨“卡利基金”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正式设立，并于北京时间2025年2月28日在COP16续会正式启动。该基金的成立不仅为数字序列信息（DSI）的惠益分享提供了新的机制，也为昆蒙框架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配套的细则规定，从DSI中获利的企业应该按照1%的利润或者0.1%的收入向“卡利基金”捐款，基金将由多方信托基金管理，原则上至少50%的资金将提供给原住民和地方社区。此外，基金还将支持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方面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有义务缴纳费用的对象仅为满足条件的大型企业，不包括学术机构、公共研究机构和其他使用 DSI 但未直接受益的实体。

从遗传资源中受益的大公司现在应该将其部分收入或利润捐给卡利基金，来源：CBD

尽管卡利基金的设立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运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关于DSI惠益分享的争论仍然存在。利用DSI获利较大的国家和企业认为DSI的商业利用不应受到过多限制，例如有250家制药公司的瑞士；而另一些DSI的主要提供国，例如巴西，则主张应加强对DSI的监管，并且希望实现强制支付。

其次，关于卡利基金，其运作机制还需明确。如前文所说，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整个产业链上涉及到一系列步骤和不同的参与主体，同一个参与主体的角色也是在“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切换的。这就导致基金的缴纳、管理、分配和监管等环节都需要进一步明确。例如：

目前，我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法规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尽管尚未形成专门针对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综合性法律文件，但相关规范已散见于众多法律文件之中。这些规定目前虽多为原则性表述，却为后续的细化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方向指引。这表明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法治建设正稳步推进，未来有望进一步明确遗传资源权属、完善惠益分享机制等关键内容，从而构建起更具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法律法规体系，为生物遗传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在2023年的全国两会上，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报告，我国已经对重要的遗传资源做了初步调查，包括中药材、树木品种和重要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在调查基础上，对特有中药材、重要农作物品种的遗传资源的保护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与此同时，我国在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同时，任海代表也提出了关于加强对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立法保护的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种子法》《畜牧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中增加关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管理条款。一方面规范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为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提供法律保障。

在第四次全国中药材资源大调查野外工作中，发现杜鹃花科新种霍山水晶兰Monotropa uniflora var. huoshanensis，图源：网络

国内关于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另外一大进展发生在信息披露领域。

2024年，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信息披露的要求也日益严格。上半年，三大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简称《指引》），其三十二条首次专门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提出具体要求，其中提到相关企业最晚应于2026年进行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

下半年，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简称《基本准则》），拉开了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的序幕。《基本准则》的主要对标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简称ISSB准则），已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下一个两年工作计划。有理由相信，我国也将进一步参考并对标ISSB准则的核心披露体系，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走向主流化、规范化，并极有可能从上市公司扩展至非上市公司，从大型企业扩展至中小企业，从定性要求扩展至定量要求，从自愿披露扩展至强制披露。

点击阅读——上市公司的风险与机遇：从生物多样性视角解读《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

据《指引》，满足条件的上市公司需要“披露在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可持续利用、获取与惠益分享、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效果”。这一要求旨在推动上市公司在生物遗传资源管理方面采取更加积极和透明的措施，促进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分享。

从政策层面的逐步完善，到市场环境的日益重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BS）已成为企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这其实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一方面，在获取和利用遗传资源时，相关企业应遵循透明、公正的流程，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积极参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通过其产品和服务为地方社区带来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在实践中实现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的双赢。另一方面，相关企业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关注相关政策法规的动态，提前规划信息披露路径，不仅能够帮助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更能彰显企业的前瞻视野与社会责任感。

重视并遵守ABS机制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更是对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期待更多企业携手共进，实现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为《昆蒙框架》目标8和目标9的落实贡献智慧与力量。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是一项全球性的环境协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该公约于1992年签署，为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方面提供了法律框架和指导原则。

为了进一步指导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波恩准则》于2002年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相关条款制定，为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南，包括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等步骤。该准则帮助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制定相应的法律、行政和政策措施，以确保遗传资源的合法获取和公平的惠益分享。

在此基础上，《名古屋议定书》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补充协议，于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通过。该议定书进一步细化了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具体规则，强调了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并要求在获取遗传资源时必须得到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它为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提供了更大的法律确定性和透明性，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和管理，已出台多部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的政策性文件。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明确提出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2024年1月18日，经过国务院批准，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规划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核心工具，明确将“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作为4大优先领域之一，并设置6个优先行动，为各部门、各地区保护生物遗传资源、建立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提供指引。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正式实施专门针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或条例。但已先后颁布实施一系列与生物资源相关的法律法规，部分条款对生物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获取或惠益分享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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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秋旭、程琛

编辑/赵翔

排版/赵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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